"把几只跳蚤放在一个空的鱼缸里。鱼缸的高度足以让跳蚤跳过去。接下来，在鱼缸口上盖一块玻璃板。跳蚤们跳起来撞上玻璃板。反复撞击后感到疼痛，它们开始调整跳跃高度，只跳到玻璃板以下。一小时后，没有一只跳蚤再撞上玻璃板。它们全都只能跳到接近天花板的高度。即使之后把玻璃板拿开，这些跳蚤也会继续以受限的高度跳跃，就像鱼缸仍然被盖住一样。"
这是伯纳德·韦伯的著作《想象力辞典》中记载的"跳蚤的自我限制"故事。
我们在学校从事的工作是怎样的呢？学生为什么要在上午9点前到校？这是由谁决定的？如果全国所有学校都统一在9点开始上课，这对谁、对什么有好处呢？为什么各学校的课时要设定为40分钟（45分钟、50分钟）？为什么这个时间对所有学生都是统一的，对所有科目都同样适用？为什么不理解的学生也必须只在这个时间内学习？
学生为什么都要一起听老师讲课，为什么要在同一时间读同样的教科书？为什么同校学生要用同一本教科书学习？这对谁有好处呢？
为什么身高相近的学生要一起跑步，只有最先到达的人才能获得掌声？为什么要给学生准备大小相同、材质相同的图画纸让他们画画？学生要求过这样做吗？
学生为什么主要向老师提问？学生为什么必须站直身体、大声提问和回答？为什么内向的学生也没有例外？为什么必须先听完讲解才能提问？
这些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一直没有机会思考，而且教育提供方和接收方的立场存在差异，有时候我们有必要提出和回答这些似是而非的问题。这样才能识别出需要拿开的"玻璃板"的真面目。为了更好的教育，如果老师能改变哪怕一件事，那也会是令人兴奋的事。
从学生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也许还会提出许多完全出乎意料的问题。
我们可以遇到对以优秀学生为主要对象的教学持有疑虑的老师。这种疑虑可能来自于对学习进度缓慢的学生的责任感，也可能源于对教学方法错误的反思。在被问及敬慕的老师时，一些社会地位高的杰出人士会缅怀那些在他们学生时代给予特殊照顾的老师。虽然当事人可能会为此感到欣慰，但霍布斯·邦认为需要特殊教学的是二等及以下的学生，而一等学生即使不特别教导也能自然掌握。
仔细想想，需要拿开的玻璃板不仅存在于学校的规则中。人们常说这是家庭教育缺失的时代，并把这种现象视为理所当然，但学生从未说过除了知识课程外什么都不需要。再艰难也好，学校担忧由家庭承担的教育职责是合理的，这也正是拿开那块玻璃板的工作。
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主人公霍尔顿·考尔菲尔德这样说道："我经常在脑子里想象，在一大片麦田里，一群小孩在开心地玩耍。田里只有几千个小孩，周围没有成年人，只有我。我站在悬崖边上。我的工作是，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跑，我就得把他拉回来。小孩子在奔跑时是看不见自己要往哪儿跑的。每当这种时候，我就出现在那儿，把孩子拉住。这就是我想干的事。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傻，但这真是我想干的事。"
想到保护学生的守望者，或许显得有些愚蠢和孤独，但我不能不认为这只能是老师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