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府机构工作后，久违地回到学校，有点害怕。每当有机会时都会说要这样做，应该那样做……当然会这样。但是看到教职员会议的情况后，我很快就"安心"了。幸运的是，与很久以前相比完全没有改变，觉得没什么可害怕的。害怕的是做得好还要做得更好的立场，看到做得不好的事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这让人感到遥远。社会在经历各种变化和发展，但学校行政仍在重复20世纪那悲伤的样子——依旧是各种指示和传达，最后以校长训话来结束，那在谈论变化的必然性之前，首先令人感到窒息。
怎样才能开展会议（會議）呢？我想他们应该知道什么是会议，所以我说："我们抽出宝贵的时间聚在一起，不要再这样了，让我们来开一场讨论和决定重要必要事务的会议吧。"他可能感到困惑。主管副校长惊讶地反问说，现在不就是在开会议吗？
教育部、教育厅、教育支援厅的文件是公告，有时是指示事项，所以我们几乎没有什么需要逐一分析、讨论和决定的，照原样阅读和处理是当然的。真正应该做的，是讨论和决定为了这所学校的教育、为了这所学校的学生应该做什么、如何去做。但那些话似乎没有起到说服作用。
我进一步解释了。我们的工作是实施国家教育课程，全国所有学校的条件和情况都不同，所以需要符合我们学校的具体化。那就是我们学校的教育课程。加上教育环境的变化使得昨天和今天不同，时时刻刻都需要我们的决策。
某位教师制定自己负责工作的计划，获得校长批准后推进，最终只是接受校长的单方面指示。如果由负责教师主持通过年级或学校等大小会议来决定这项工作，那么校长要对所有这些决定事项承担总体责任并推进工作。因此，会议就是决策。
天哪！那位副校长似乎也理解不了这个解释。他把决策误解为多数决。结果我们的教职员会议就呈现了一幅动不动就要举手表决的滑稽景象。
二学期即将结束的某一天，我建议给在学校门口防火宣传横幅标语征集中获奖的学生颁奖。负责教师说，那只需要指示就行，为什么要向我请求呢？我料到他会这样说，我反问说，那么谁应该向谁请求呢？如果校长随意花钱颁奖，不就会被指摘为专制独断吗？我提到教师们没有为每一项这样的活动筹措预算的做法。那段对话的传言传遍了整个学校。
大约在那个时候，我们开始编制第二年的预算。决定通过各年级部门会议，再经由副校长和行政室主任联席会议来决定。我想这个机会让大家体验一下决策，所以向行政室主任承诺，校长只审查会议结果是否符合我们学校的预算编制指南，就此尽到责任。那天的会议变成了各部门争取更多预算的激烈讨论，一直延续到很晚，最后在第二天继续的会议中结束。
从那时起，教职员会议就有了规范。有一天，我向曾经就颁奖问题交谈过的那位教师提出了另一项建议，他说会仔细检讨那项建议，于是我们一起笑了，都很高兴。
但学校不容易改变。在我满年退休的那年春天，一位教师立即告诉我。我们又不"开会议"了。他说他们与一位认为无法为教师们决定的事情负责的校长在一起。
十几年后，他还曾联系过我。他说他已转职为视学员工作，这才能够推测出当时那位校长为什么要那样对待教职员。
如果学校不进行会议，我们还能在什么地方期待进行会议呢？